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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规划 科学统筹 群策群力

    还食药环境一片蓝天

    ——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之我见

      发布时间:2017-02-08 09:15:48


    中华民族素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这足以表明人们对食药物品的重视程度。但是,近年来,诸如“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毒胶囊”、“毒疫苗”等系列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发、高发,让我们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日益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必须下最大气力抓好。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食品、药品安全高度重视。因此,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成为了关系国民安危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而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的防范与规制也成为了党和政府首要的民生、民心工程。在这个多措并举,共治顽疾的道路上,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对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行为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为净化食药环境提供了有力的保护。本文试就海港区法院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略谈一二,以期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还民众一个安全的食药环境。 

    一、海港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审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基本情况 

    长期以来,海港区法院一直坚持从保护民生的角度将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坚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保不枉不纵。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海港区法院共审理此类案件10件22人,其中,2014年共2件3人,分别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一件一人和生产、销售假药案件一件二人。2015年共4件8人,分别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一件一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件一件一人和生产、销售假药案件二件六人。2016年共4件11人,均为生产、销售假药案件。以上案件中,除2016年10月11日立案的一案五人处于正在审理过程中外,其余9件共17人均被做出了有罪判决。已结案件中,除2016年的3件案件因处于二审审理过程中,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外,其余案件均已发生法律效力。从判处的刑罚种类看,海港区法院已判处的17人中,一人因销售假药情节轻微被免予刑事处罚;五人因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并处罚金;十一人因犯生产、销售假药、有毒、有害食品、伪劣产品罪分别被判处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成因及特点 

    同所有案件一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也是有其产生的原因和特点,我们必须分析其原因和特点,以便更好地准确定位此类犯罪,从而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 

    1、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产生原因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优秀的传统文化伦理如诚信、友善等观念淡化甚至缺失,而成本低、却收益极高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在这种唯金钱至上的逐利思想驱使下,就自然应运而生了。可以说,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是唯“资本论”与唯“利润论”所必然带来的负面效应。关于资本的血腥,先哲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因此,正是在"利"字的驱使下,一些不法行为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只要自己藏得深,肯定不会被发现,就算发现,也大不了是交交罚款或者短短的刑罚而已。而现实环境中,食品药品领域也往往是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假劣产品充斥其中,合规合矩做着良心事业的守法行为人,被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冲击得无立足之地,而大批制假、售假者却大发着昧心之财,很多行为人就算构成犯罪,在最后的处理中也都是挥霍、隐匿违法所得,致使最终结果就是财产不足以赔偿受害人而仅仅受到刑罚制裁,其刑满释放后仍无任何经济压力与心理负担。这种违法成本偏低的现状不足以让“逐利”行为人感到真正的压力,继而导致其不顾良知而猖狂制假、售假。 

    同时,民众法律意识不强,当遇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信息或受到侵害时,不能用法律手段进行监督或防卫,要么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要么选择自己得到似乎大于自己损失的钱款补偿就自行私了,最为激烈的反抗也可能是简单的以暴制暴。以上,不论哪种行为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发生。 

    此外,监管职责不明,措施缺位、检验检测标准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也无形中助推着危害食品、药品案件的高发、频发。 

    2、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一般特点 

    一是共同犯罪案件比例较高。与其他犯罪相比,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比例较高,特别是在制假、售假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犯罪分子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分工明确,生产、仓储、营销、运输等各环节互相配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商业链,共同完成制售行为。 

    二是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快递等渠道进行销售,作案手段具有发散性、快捷性,损害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一些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购买正规药品的包装用于制售假药、为对抗食品的检测而研制出检测“合格”的食品,作案手段很具隐蔽性;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工业原材料、有毒有害添加物对食品进行保鲜、调味、着色,犯罪活动具有较大的欺骗性。 

    三是犯罪作案手段更加隐蔽,作案方式日益多样,从实践来看,有些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活动已经形成了封闭的产业链,其防范性与保密性均较强,非内部人员难以掌握。 

    四是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基数大,打击范围比较狭窄。实践中,由于食品药品监管一般属于行政执法范畴,有的地方偏重通过行政处罚方式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对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关注不足;还有的地方行政执法机关担心影响形象,刻意隐瞒食品安全事件,这导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被降格处理,甚至不了了之。更有甚者,一些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还是有毒有害食、药产品的幕后黑手,助推了此类犯罪的发生。 

    五是证据的收集和司法认定难度增大。由于绝大部分犯罪分子没有正规的生产、销售记录,给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带来一定的困难。已销售的食品、药品数量和金额难以准确认定,许多案件只能根据现场查获的未销售的食品、药品的情况认定,而现场查获的犯罪物品,或许只是其违法犯罪成果的一小部分,但因无充分证据查实其所有违法行为,只能作此无奈的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犯罪分子的量刑和对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追缴。 

    三、我国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理解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高度重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查处工作的,不论从刑法的规定来看,还是从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司法把握来看,都充分体现着对此类犯罪从严打击的气息。 

    1、我国刑法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 

    从1997年刑法对此类犯罪予以成文立法的规定,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此类犯罪予以修订,不论怎样,我国刑法都从未放松过对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的惩处力度。 

    从现行刑法来看,我国刑法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主要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具体来讲,涉及食品、药品的犯罪主要有6个,分别是: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2、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3、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4、生产、销售假药罪;5、生产、销售劣药罪;6、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械罪。此外,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第114条的投放危险物质罪、第115条的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都与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有关。对上述几项罪名,我国刑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比较低的入罪门槛及严苛的刑罚,表明了我国在刑事犯罪领域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打击力度。 

    2、司法实践中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理解与认识 

    一项行为要构成犯罪,就应具备相应的犯罪构成,对于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行为来讲,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的把握主要着重于主观方面与客观行为这两点,这是我们据以定罪量刑的基础。   

    (1)在主观方面要求具备故意心态 

    从现行刑法规定来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是故意犯罪,且行为人一般都出于牟利等目的。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对“明知”故意的认定,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生活阅历等综合因素予以判断。同时,由于食品、药品其自身关乎生命健康的重要性及国家对食品、药品实行严格的审批和许可制度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对于行为人抱着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态而致他人生命健康于不顾的,实践中一般也认定行为人具有此类犯罪的故意。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准入机制上要求专业能力或者资格的从业人员, 只要其主观上抱着怀疑的侥幸心态,就可直接推定其具备主观明知。具体来讲,如果实例中遇见买卖成交价明显低于市场中间价的、或者食品、药品来源不正当的、或者没有合法生产、销售资格,不履行相关合法手续的,一般都可认定为具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明知”。 

    (2)在客观方面要求从事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非法行为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因“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而入罪的生产、销售劣药罪是实害犯,因“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而入罪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因“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入罪的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是危险犯,而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则属于实行即入罪的行为犯,此外,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则要求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或者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而货值金额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实践中,我们必须把握危害食品、药品犯罪的此类入罪要求,以便准确打击犯罪。 

    四、司法实践中对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存在的困难 

    危害食品、药品案件是关系民生的重要案件,对此,海港区法院坚持用足、用好刑事法律,严格依法审判,确保此类案件得到有效解决。但在审理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理解、认识不一,导致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制约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打击行为。 

    一是此类犯罪所指向的食品、药品的鉴定意见,没有明确的专门鉴定机关,导致做出鉴定意见的部门不一,内容不一,最终导致案件定性不一 

    在审判实践中, 是否是犯罪所指向的食品、药品,往往需要专门的鉴定机构对涉案物品做出鉴定,并提出鉴定意见,但由于不同的侦查机关在案件之初,对涉案物品可能向不同的部门进行了委托,导致食药监局出具的鉴定意见与商品检疫检验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在内容上具有不一致性,有的鉴定意见将保健品作为了伪劣药品,有的鉴定意见将保健品作为了有害食品,这样,鉴定意见不同,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定性,同为出售一类物品的行为,有的就定性为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有的就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从而导致执法不一的现象。 

    二是案件的审理期限偏长,导致涉案被告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打击 

    按照相关规定,危害食品、药品的案件要经过报请上级法院内审程序。这样就导致部分危害食品、药品的案件在正常审限内不能审结,有些案件甚至要超过6个月的审理期限还不能及时审结。这样,就直接导致部分涉案被告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打击,给群众甚至社会一种“法院对此类案件打击不力”的假象,影响法院正面形象的树立。 

    三是执法过程中存在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法律规定有不同理解的现实现象,导致裁判不一 

    在审理危害食品、药品的案件过程中,因不同的法官对法律有不同的理解,导致在适用法律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如刑法第143条关于“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从法条上看,该罪系危险犯,只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即可入罪。但是,对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认定为“足以”,不同法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就导致不同的法官做出不同的裁判结果。 

    五、完善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建议与对策 

    食品、药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直接关乎着民众的饮食和健康利益。食品、药品安全一旦出了问题,动摇的就是民生之根本,其恶劣影响的波及面也会相当广泛。我们必须重视食品、药品安全的防治工作。 

    从海港区法院审理的危害食品、药品案件来看,此类案件在该院已结案件中的占比较小,尚不足1%。这一情况,从令人欣慰的角度看,此类案件发生的越少,越表明人民的食药环境越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看到此类案件的发生;但从令人担忧的角度看,我区人民的食药环境就真的很纯净吗?此类案件在该院审理的比例较少,是否还存在部分隐匿的危害行为未被侦破的情况?因为,此类案件的行为人均在十分隐蔽的环境下偷偷的从事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行为,还有多少黑心作坊、黑心药房未被发现是不得而知的。因此,在我们相关部门主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我们更应注重群众的力量,发挥群众的监督、举报作用,让群众自觉形成“自己不做危害食药的违法行为、积极监督他人不做危害食药的违法行为”,把打击制假、售假的行为放在群众的海洋中,让其无处藏身,这样才能净化食药环境,还群众一片澄澈的健康蓝天。对此,笔者认为要治理食品、药品环境,必须从“治”与“防”两个方面入手,治是手段,治的关键在于法制健全与加大惩罚力度;防是重点,防的关键在于建立以科技为支撑、以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为助力的有效监管体制。 

    1、完善法律适用,提升惩处力度 

    (1)坚持执法上从严处罚,坚决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为遏制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频发、高发的势头,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此类犯罪,人民法院要勇于担起重任,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以及相关贿赂、渎职案件的高压态势,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和程序关,准确适用法律,规范案件量刑,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严格缓免刑的适用,不断强化效率意识,有力打击和震慑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同时,我们更期望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加大罚金刑处罚力度,要向惩治贪污贿赂犯罪那样,设置最低罚金数额限制,明确规定对此类犯罪应处以不少于1万元甚至更高的法定最低罚金额,加大犯罪分子此类犯罪的犯罪成本,使之望而却步,不敢犯罪。 

    (2)规范执法环境,确保执法到位 

    针对前文所述的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为加大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打击力度,笔者建议: 

    一是建议有关部门出台专门规定,制定统一的衡量标准,对危害食品、药品案件的涉案物品指定统一的机构予以专业认定,得出规范的、权威的鉴定意见,进而促进执法规范与统一。 

    二是建议明确打击时限,确定从严从快方针,上级法院要对危害食品、药品的案件加强督导,并把握好本地区的量刑标准,及时、有效地对各地法院的此类案件进行量刑平衡工作的督导,确保对此类案件的量刑在本地区范围内基本平衡。 

    三是建议尽快出台详尽的司法解释,对一些需要法官内心确认的情节予以明确的规定,尽量避免因理解不一导致的裁判不一。 

    四是为规范执法,还建议成立专门的刑事审判机构或者刑事审判组,指定专人专门审理危害食品、药品的案件,着力避免不同法官因不同的理解而导致的执法不统一现象的发生。 

    (3)追根溯源,彻底整肃食品、药品环境 

    在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加大对与此类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查处,对已经查实的,应严肃惩处,通过严惩“害群之马”,促成最严格的安全监管体系。 

    2、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假劣食品、药品的认定能力与精准度 

    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检测部门对伪劣食品的检测会越来越精准,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对于药品来说,笔者认为,其伪劣标准则应重新定义,既应尊重现代科学,也要尊重传统文化。 

    依照刑法规定,假药是依照《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劣药是依照该法规定的属于劣药的药品,具体涉及到《药品管理法》的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但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些民间的土方、偏方、验方,没有取得药监机构的审批资格,而对部分患者确实也有一定疗效,甚至能治好疑难杂症,对其是否一概认定为假药,争议较大。有观点认为,虽然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定标准,但具有一定治疗作用,符合药品最本质的特征,应该与一般我们认为的假药区分开来。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可采性的。因为,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而言,传统的民间秘方不可能被国家权威部门搜罗殆尽,而未纳入国家药典的有实证可证实具有药品功效的“药”,发挥了药的作用,也应得到充分的保护,不能动辄以不属于国家药品序列就一概定义为假药。在认定假劣药品时,要认真分析药品成分,如属中医制药,就不能简单的因为其未经备案而认定为假药。要注意发掘民间药方,特别是有些偏方,在区分良莠的基础上,在由权威部门进行充分论证后再行认定是否为假药,不可草率地仓促下结论,以免优秀医学遗产流失。因此,在药品安全标准的把握上应有不同于食品的安全标准,也就是说在把握或指定药品安全的定义时应当坚持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性。据此,药品是否为假药应用更高级别的检测机构与手段,不能局限于目前国家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应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尤其是中药遗产,让民间偏方适得其用,弘扬传统的中医药文化。 

    3、建立全方位的有效监督机制 

    (1)监管应担起应有的责任 

    当前,食品药品安全监督责任普遍被公众认为是政府的职责,因此,监管部门真正担起责任是打击制假、售假的重要环节,而从现状来看,影响大且危害性广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通常都是借助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查处的,我们说,很多事件的发生并非突发事件,正因为相关部门未能进行有效监督才使得所谓的行业"潜规则"盛行多年。所以,监管部门在打假方面任务维艰。而目前,我国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上,又存在交叉重叠的现象,造成监管责任不清;同时,监管部门内部还存在懒散、疏忽甚至是假劣行为保护伞的现象。这些都需要我们正风肃纪,强化监管部门职责,厘清职责权限,对懒政、怠政的监管人员要坚决予以清除。 

    (2)发挥媒体及民众对危害食品、药品行为的监督作用 

    一是加强食药安全的教育宣传工作。食品、药品生产是良心行为,只有行为人严格自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应通过正面树立良心个人和良心企业典范、反面惩处违规个人和违规企业的方式,明确危害食品、药品的行为是人人唾弃的违法犯罪行为,警钟长鸣,促使群众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德,不做有损人民健康的违法行为。 

    二是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积极举报制假、售假行为的公民及企业,要加大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力度,让部分群众摒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思想,积极投身于围攻制假、售假行为的活动中,让制假、售假行为在群众的广泛监督中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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