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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侵权归责原则角度分析当前非正常赔偿判决的错误性

      发布时间:2018-08-09 16:11:49


     从“扶不扶”的彭宇案开始,各地法院曾经出现了诸如“追小偷致死赔偿”、“约酒约游约球赔偿”、“失足掉入河里赔偿”、“动物园翻墙被咬赔偿”、“横穿高速铁路被撞赔偿”“爬树摘杨梅被摔死赔偿”等非正常赔偿的判决,引来公众嘘声一片,相比最近出现的“劝阻吸烟不赔”、“追肇事人死亡不赔”案件判决却得到社会普遍赞誉。上述非正常赔偿判决,明显超出了普通社会公众的基本认知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期许,在法律理解与适用上明显存在偏差。现从法律规定以及普通人正常思维的角度,对上述非正常赔偿判决的错误性,援引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一下分析,以期抛砖引玉,达到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之理想。 

     从上述非正常赔偿的判决不难看出,其所依据的主要是“注意义务过错推定”以及“公平责任”原则。从注意义务角度讲,除出现诸如“你不请我喝酒,就不会出事”(若无...则不...)这种前提条件外,最重要的还要以判断“通常足生此种损害”为标准,即对行为“通常足生此损害”的注意义务。这也是法学界对注意义务最基本的理解。为什么上述非正常赔偿判决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对,就是因为对注意义务的判断违背了普通人正常的思维判断,一味地姑息弱者,最终让整体的社会公德沦陷。当然,很多法律适用要适应政策以及价值的考量,在信访一票否决的前提下,我对于彭宇案法官作出“扶不扶”的判决也深表同情与理解。 

     首先,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做一下分析。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是我国民法最基本的归责原则,对于一些特别情况为严格管理人责任,规定了过错推定原则。法律规定都很具体,在此不一一赘述。公平责任原则只是在已经确定双方当事人均无责任时采取的一种利益平衡措施,而非归责原则。公平原则应当是在运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情况下无人承担责任,且这种不承担责任将导致不公正时才能适用。通过当事人承担公平责任使当事人利益得到平衡,以弥补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带来的僵硬性,实现公平价值。但关于公平责任以及注意义务,在适用上尚无一个明确的规范,这无疑是导致法官裁量权滥用产生上述非正常判决乱象的主要原因。从注意义务角度讲,没有前提条件,就不会发生损害结果(若无..则不...),这是前提,而“通常足生此种损害”作为注意义务的评判标准,应该以普通人正常的思维逻辑去判断,法官裁判案件当然不能背离。上述非正常赔偿的判决之所以让公众产生不满,甚至对司法公信怀疑,主要原因:一是片面照顾受害人(要知道法院不是社会救济机构,公正才是最好的救济);二是受各方干扰,比如信访一票否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适用错误。南京彭宇案王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与掌握应该是很透彻的,但在大信访的前提现,我想出现“扶不扶”的判决完全并非他的本意,因为判决大家不难看出,推定彭宇撞人,又适用公平责任,这不是法官应犯之错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是当事人均无过错。 

     一、从共同饮酒是否应该赔偿进行下分析,是否同饮有人遭受损害,其他同饮者都应担责呢?先看一下当前一些“专业人士”的总结:一是强迫性劝酒,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还劝酒,三是未将醉酒者护送回家,四是未阻止酒驾行为,受害人造成损害,同饮者都应当赔偿。对于前两项基本没有争议,如果有证据证明,劝酒者是一定要赔偿的;但对于后两项,公众争议较大,绝大多数持否定态度。因为通常情形是,大家同饮,彼此都喝了酒,个别人如果喝醉了,其他相对清醒的人一般会打车让出租车送其回家,如果下车后上楼摔倒算不算没有安全护送,还有的不胜酒力中间自行离席,偷偷溜走的,之后发生损害了,还有就是阻止酒驾,这个大多数人都会劝说不要驾车,但是受害人执意要驾,无法阻拦的,是不是也要赔偿?这就涉及一个注意义务标准的问题,如上几种情况,送人的出租车是不是也有责任?酒类生产厂及酒店是否也有安全提示义务?劝阻不成要担责,那见到犯罪没有见义勇为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 

     从注意义务理论的角度分析,“社会交往生活上必要的注意义务”,是在日常生活中出于尊重他人法益应当注意的义务,既包括伦理上、道义上或日常生活上为阻止危险发生所应为的注意义务。首先,要确定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同一环境之下,应当负何种注意义务并如何行为;其次,衡诸同一环境下的“当为行为”,将行为人实施的“现实行为”与之相对比,若认定二者有明显差距,即“现实行为”低于注意标准时,则可谓其该当于过失要件。要从行为的危害性,损害发生几率,行为的性质与效益,防范避免的成本等方面进行考量。对于同饮后未护送回家、未劝阻酒驾的情况,只要同饮者之一给受害人叫了车,或者劝说不要酒驾,同饮者即全部不应承担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责任,这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想法,但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只要出了事就判决同桌的担责。另外礼节性敬酒的情况,有的诱发了疾病造成伤害,对于同饮人无法预知的损害,没有“应当预见”的义务,即无过错,但大多数也判了赔偿。从证据法的角度,后两种情况同饮者对于其尽到照顾提示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尽到了普通人最基本的注意义务则其应当承担责任;而对于是否存在强行劝酒则应由原告举证,不应适用由同饮者证明其没有强行劝酒的过错推定举证倒置原则,关于过错推定原则法律规定范围很明确,绝对不能随意扩大,这是证据规则掌握的问题在此不做论述。关键就注意义务的标准上,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定要以普通人正常的角度去评判,法官裁判绝对不能也不应该偏离这一原则。有的法官为了片面的支持弱者,把社会救济、人道援助等搅在一起,自以为掌握一定法律知识,就作出超出常理的判断,显然是对社会公正的伤害,看似保护弱者,实则贻害无穷。就民法的政策价值而言,“民法应是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地展开社会交往”,而侵权法更是旨在平衡权益保护与行动自由两大基本利益,注意义务之确定势必要兼顾其裁判所彰显之价值立场和政策导向。并非所有的危害事故皆可构成“侵权行为”而归由某人负责,否则动辄得咎,这将严重限制加害人的行为自由,使其难以预估行为所生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因果循环牵连漫无止境,势必会阻碍个人的人格形成和经济活动,对社会发展难谓有益。 

     中国有悠久的饮酒历史,饮酒已成为亲友团聚、节日欢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活跃气氛、沟通感情,是一项有益的社交活动。不加节制地劝酒灌酒酗酒则是有害的,也是公众所普遍反对的。从这一角度讲,共同饮酒的注意义务的衡量标准,应当为不恶意劝酒,除此别无其他。因为护送醉酒者回家,毕竟酒后互送更危险,按照“若无,则不”的理论,即便送了,也不一定不发生损害,因此前提就不成立。劝阻不要酒驾,劝阻酒驾是每个人的责任不局限于同饮人,劝阻是道义上的,不能上升到法律层面。另外判决同饮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以及依据公平责任原则补偿也都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认为同饮者属于“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其后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已经严格把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限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笔者认为,“群体性活动”主要是以社会公众为参加对象的活动,其范围并非漫无边际的,而是类似于“演唱会”、“展销会”、“博览会”等面向公众的社会性活动,因此,即使是在大型宴请的情况下,也不满足“群体性活动”要件,所以,主张同饮者、宴请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公平责任方面,共同饮酒造成人身伤亡的案件,饮酒者本人对自身酒量、疾病最为了解,其本人不加节制饮酒造成伤亡,很难认定当事人无过错,因此,公平责任在此类案件中基本没有适用空间。 

     二、关于同游赔偿的问题。相约游玩至害适用公平责任及安全保障义务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公平责任原则,均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将导致明显不公正时才能适用,比如给人帮忙遇水灾死亡、板球比赛被飞出场外的球砸伤等情况,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补偿,因为如果不补偿明显不公正。而相约游玩如果遇天灾被水冲走、或者突发疾病死亡都要判决同游者担责的话,反而明显不公正,同游者出于道义给予捐助或救济这是道德范畴,上升到法律就明显对道义是种伤害,法官“和稀泥”式的随意裁断显然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群体性活动的范围上面已经做了说明。相约游玩一般为自发的、非营利性的活动,并非面向普通公众,“驴头”在其中可能担任召集人角色,且自愿承担如规划路线、人员安排、物资准备等责任,但并不能将“驴头”自愿承担的责任转化为负担更严苛的法律义务。本文认为,援引此条要求“驴头”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并不妥当。 

     再从注意义务角度看一下,相约游玩出于同游者的合意,并不必然使得当事人陷入一定的危险境地,因此也不必然产生注意义务。是否负担注意义务需要考量游玩活动的危险性。主要应该包括对危险的告知和过程中的帮助义务,是否完全履行注意义务不是依据救助结果来判断的,而是综合同游者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全部的行为来判断,若同游者确实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则应该结合其未尽注意义务的程度,确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在某些日常的、并不明显开启或维持一定的危险的游玩活动中,同游者对彼此并不负担注意义务,因此,便无所谓赔偿责任了。是否存在危险性当以普通人正常认知为标准,比如一起去爬山,正常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有的人执意要攀登陡峭的岩壁或者穿越未经探索的森林而导致摔伤或失联,这种情况下同游者不应当存在注意义务,按照风险自担的原则自行承担责任。 

     三、关于公园、河流、海滩、铁路等公共场所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何为公共场所,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允许社会人员自由进出的场所;2.该区域是管理人能直接控制的;3.公共场所属于经营性。但是现实当中法院的判决很多随意扩大了范围,比如在河道溺亡判决河道管理处赔偿、在海里游泳溺亡判决海洋局赔偿,感觉都是很荒谬的。公共场所应该包括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的场所,也包括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例如机场、码头、公园、餐厅等。对于人们经常出入的公园、公共浴场等属于公共场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开放的江河湖泊、森林山脉等决不能贸然按上述的公共场所对待。因为从立法的精神上讲,规定该条款,诣在规范经营者和公共活动组织者的行为,防范损害发生,充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确定公共场所的范围应该为在其控制范围内对公众开放的经营性服务性场所。如果在河里游泳就要求河道管理部门赔、到海里游泳就要求海洋局赔,明显曲解了立法本意,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山川海洋均设立警示标志。 

     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一定要以“合理限度范围”作为评判依据,即普通公众大多数人认为合理的标准。参考该安全保障义务人所在行业的普遍情况、所在地区的具体条件、所组织活动的规模等各种因素,从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力度、义务人的保安能力以及发生侵权行为前后所采取的防范、制止侵权行为的状况等方面,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比如公园摘杨梅摔伤案、动物园翻墙被咬案,是绝对不能苛求园方每时每刻对每个人都进行监督、或者立“树枝易断,请勿攀爬”“内有猛兽咬人”等超出常理的警示标志的,只要园方尽到了正常的警示及发现危险时制止和救护义务,就绝对不应该再承担任何责任。再比如在海滨浴场被淹死或被海蜇蜇伤,只要管理方设置了相应警示标志并及时协助救助,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安全注意义务的合理范围要以公众基本的认知为基础。比如横穿高速铁路管理者应及时发现制止,但趁巡查人员不备横穿铁路毕竟属于突发事件,不可能苛求他横穿的同时就能发现和制止,前一段南京高铁挤死横穿者一案判决不赔,得到公众的一致赞许,即是对安全注意义务合理范围的成功诠释,摘杨梅摔死二审改判不赔,也彰显了合理范围应为公众认可的精神。 

     四、关于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损害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有过错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所谓过错,就是指行为人所选择的行为具有违反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标准的特点。如追小偷、劝阻吸烟这些行为都是没有过错的。福建黄某追小偷致小偷摔死一案,黄某在追小偷过程中抓住了小偷的衣袖,因雨天路滑致致小偷摔倒死亡,这个纯属意外事件,黄某无过错当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即使黄某拉住小偷衣袖的行为与其摔倒死亡有因果关系,但也是属于正当防卫范围,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前段,曾有的法官别出心裁,认为见义勇为追小偷与小偷出车祸死亡有因果关系,存在应当预见的过失,判决赔偿,这是个多么偏激的思维呀,殊不知此判例一出将对社会公德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啊。关于必要限度,以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不宜要求过严。另外关于“扶不扶”的类似案件,大多数是关于证据规则掌握运用的问题,受害人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扶人者有过错,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而前段有法官竟然判决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彼此存在过错,适用公平责任由扶人者补偿,简直是荒谬之至,基本事实都没有查清,怎么能说双方均无过错呢?类似判例广为社会诟病,这是法院在审判中应该及时纠正的问题。 

     综上所述,法治应坚守公平公正的底线,道德领域的问题交给道德调整,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健康发展。为了迁就所谓“弱势群体”,人为的将人道救济、道义帮助搅在一起,出现上述非正常赔偿的奇葩稀泥式的判决,无疑更助长了“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股社会歪风,对善良的公德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对于社会交往中的一般注意义务、公共场所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见义勇为是否有过错,在没有相关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均要以符合公众绝大多数人正常的认知心理为判断标准,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焦点问题,不妨网上做一下民意调查。司法审判不能有悖于常识,朴素的正义观告诉我们,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不应该也不可能得到合法的赔偿,公平公正不能超乎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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